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資料照/ Baycrest, Wikimedia Commons)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事件之後，中共當局展開了全國性的大追捕行動，許多中國民眾出於良知和理念，不顧政治風險和代價，對逃亡途中的八九民運參與者伸出援手，成為當代的俠義之士。我有幸結識了三位這樣的俠義之士，唐龍先生是其中最先結識的一位。
一九九零年六月初，陳老闆帶著我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辦理入境美國手續，途中告訴我已經另外通知了一位唐龍先生自行前往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等候，將與我同時辦理入境美國手續。陳老闆有些神秘地介紹說，唐龍先生是解放軍的現役團級軍官，身份十分敏感，真實姓名和身份需要嚴格保密，絕對不能對外透露，「唐龍」只是他的化名，其實他並不姓唐。唐龍先生參與了救助著名知識份子蘇曉康的行動，藏匿並一路護送蘇曉康南下廣東，直到得到黃雀行動的救援而一起抵達香港。蘇曉康是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電視劇《河殤》的主要撰稿人、時任北京廣播學院（現為中國傳媒大學）講師，八九民運期間曾積極參與北京知識界的活動，六四屠殺事件之後遂成為中國公安部的重點緝捕對象之一。陳老闆的介紹頓時讓我對唐龍先生產生了頗為強烈的好奇心。
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大廳，我見到了已經提前到達的唐龍先生，陳老闆從中為我們雙方做了簡單的介紹，我們握手問候致意，我稱呼他為「老唐」，他稱呼我為「小吳」，頗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唐龍先生年紀四十歲左右，身高大約一百七十八公分，清瘦幹練，目光炯炯有神，無論是坐姿、站姿或行走的姿勢，腰板始終都是挺直的，一看就是一位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親自出面在他的辦公室接待我們，沒有別的人在場，指導我和唐龍先生分別簽署了一份入境美國的法律文書。我在簽署入境美國法律文書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名字中的「仁」字不是使用中文拼音的“REN”，而是使用粵語拼音的“YEN”，原因應該是粵語中沒有捲舌音，而為我代辦入境美國手續的是香港支聯會人員。唐龍先生因為是中共黨員，另外簽署了一份志願退出中國共產黨的聲明。我由此才知道美國法律規定中國共產黨員不能入境美國，也不能取得美國的永久居留權。在完成入境美國法律文書的簽署之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握著我的手親切地說：「我現在謹代表美國政府真誠地歡迎你到美國居住，並以個人的名義對你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的卓越表現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分別之際，唐龍先生主動給我留下了他的住址，熱情地邀請我第二天前往相聚，我很高興地答應了，因為我們同是黃雀行動的獲救者，自然就有了一份信任和親切感。第二天，我依約前往拜訪唐龍先生的住處相聚，並見到了他的房東和房東的妹妹。房東是年約四十歲的中年男士，與妹妹兩個人住在四室一廳的寬敞公寓。唐龍先生告訴我，房東是香港政府的高級公務員，按有關規定每個月有四萬港幣的住房津貼，住房津貼實報實銷，因此才租住了這麼大的一套公寓。過去我曾經聽說過香港政府為了防止公務員腐敗而實施高薪養廉政策，眼前的這個事例讓我對高薪養廉政策有了一次切實的體會。
在得知我是六四屠殺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之後，唐龍先生、他的房東和妹妹詢問了許多六四屠殺的具體情況，我詳細講述了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武力清場的整個過程，以及戒嚴部隊坦克在六部口追軋學生撤離隊伍的事件。我在講述時多次情緒失控，哽咽落淚。唐龍先生、他的房東和妹妹第一次當面聆聽親身經歷者敘說六四屠殺事件的詳細情況，聽得非常入神，也深受震動，不時用紙巾檫拭淚水。當晚，房東在家中設置豐盛的晚宴招待我。房東和他的妹妹都是基督徒，在餐前的禱告中特意為六四屠殺事件死難者禱告，為我的未來禱告。我親身經歷了殘酷的六四屠殺事件和艱難的跳海出走過程，又是第一次沉浸在基督教的溫馨氛圍中，因而情緒十分激動，淚水不斷湧出眼眶。
此後，唐龍先生多次邀約我共同出遊，相處相當愉快。其中有兩次出遊讓我記憶深刻，一次是我說沒有夏天服裝，唐龍先生特意帶我到專門出售廉價商品的女人街（香港九龍油尖旺區通菜街），只花了十元港幣就購買了三件T恤。另外一次是到香港富豪居住的半山區觀看風景，拍攝了幾張個人照片，以及與唐龍先生的一張合影。
一九九零年七月初，我離開香港前往美國，本以為從此將與唐龍先生天各一方，沒想到同年八月即在洛杉磯與他意外相逢，這讓我們驚喜不已。唐龍先生因為身份敏感，交友十分謹慎，不參加社團活動，於是我就成為他少有的來往密切的朋友，也是唯一獲得他信任的朋友。唐龍先生生性活潑好動，自得其樂，用三百美元購買了一輛老舊的二手汽車，開車四處遊玩，並時常帶我一起出遊或購買日常用品。
雖然我對唐龍先生充滿好奇，但在與他的交往過程中，我堅守交友的基本原則，從不打聽他的個人經歷和家庭情況，倒是他在對我有了足夠的信任之後主動透露了一些資訊，例如他幫助蘇曉康逃亡的情節，例如他的父親在三十年代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成為解放軍的將軍，他自己是炮兵團團長，上校軍銜。
唐龍先生對英語一竅不通，作為職業軍人，又沒有謀生的專業技能，因而在美國過著極為清貧的生活，頭兩年依靠政治難民的生活補助度日，每個月四百美元現金和八十美元的食品券，後來是打零工，主要是開車接送人。我去過唐龍先生的簡陋住處，他與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男士在房東家中合租了一個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但是，唐龍先生樂觀開朗，安貧樂道，對清貧的生活從來沒有怨言。
一九九三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唐龍先生突然前來與我告別，說是馬上就要離開美國，回到中國大陸定居。我不免有些驚訝，但尊重他的決定，也理解他的決定，他在美國的生活太過艱難，也沒有美好的前景。我只是擔憂唐龍先生回中國大陸後的人身安全，他十分明確地表示，已經多方確認不會有人身安全的問題，只是需要適當說明一些情況，然後就可以自謀生路了。我請他到餐館吃飯，算是為他送行。離情依依，心情惆悵，我們互道珍重，知道這很可能就是永別了。
唐龍先生返回中國大陸之後，果然就失去了音訊，但我始終記掛著他，默默地為他祝福。像唐龍先生這樣付出代價、默默無聞的俠義之士，不應該被人們遺忘，我的這篇文章就算是留下一個記錄吧。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64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64屠殺內幕解密：64事件中的戒嚴部隊》、《64事件全程實錄》。
